四个方面深入解析 供给侧改革与供给学派区别

作者:南开大学教授、中国财富经济研究院名誉院长、中国特色协同创新中心特聘研究员 陈宗胜

我国提出供给侧改革思路一年多来,理论界对此展开了广泛的讨论。有人认为是借鉴现代经济学中供给学派的理论;也有人认为其与现代供给学派理论有异有同。本文认为我国不可能照搬西方现代供给学派的理论,因为二者存在根本区别,从基本方面是不同的。弄清这些问题,有助于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语境下讲好中国故事,从而有助于创新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理论。

现代供给学派理论的核心内容,一是倡导并恢复对传统古典政治经济学中“萨伊定律”的信仰,极力宣扬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的信条,认为发展生产才能消除经济不均衡,实现充分就业并消除通货膨胀,并由此顺势推导出达致经济均衡的着眼点,应当是刺激国民收入方程式的生产方面;二是针对凯恩斯需求调控理论进行批判,极力否定需求自动创造供给的假设,主张经济应当由市场自动调节,反对凯恩斯需求干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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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供给学派的这些系统理论表述不同,我国目前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我国政府通过“问题导向”推动和改进实际经济工作的思路,是针对性很强并且具有高度操作性的有效举措,尚未形成系统的理论内容。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思路的主旨看,它不是一般地否定需求方面的调控,而是强调在保持总需求适度的同时,侧重供给方面进行调整和改革。可以说,供给侧改革思路并不着重依据某个特定理论学派或反对某个学派,其可能形成的理论框架及其包含的理论内容,还有待于我国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来进一步深化,也有待于理论工作者对我国的新鲜经验和中国模式的进一步提炼和概括。

现代供给学派理论产生于发达经济体,是发达国家在经济发达阶段的产物,属于成熟经济中的供求总量在周期波动中如何实现均衡的理论;其依据的经济背景是在经济总量一定的前提下,总供求在经济周期中此消彼长相互适应的格局,其中决定经济规模边界的主要变量都已经达到最大。与之不同,我国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属于经济总量增长中的问题,是在推动经济规模扩展过程中根据相关条件,有时侧重供给方面发力,有时可能侧重需求方面出招,从而持续性推动经济增长和发展的问题。因为在我国经济中决定经济规模边界的变量,大多都处于低位待发展状态,保持中高速增长的潜力还很大。这与现代供给学派所赖以产生的经济背景大不相同。

构成经济背景差异的主要因素,首先是人口增长态势不同。人口规模是决定经济增长边界的重要因素。我国人口规模还未达到顶峰,而在大多数发达国家人口规模早已越过峰值,进入人口零增长或负增长阶段,从而由人口和劳动决定的经济潜力已经达到了边界。二是基础设施完善程度不同。基础设施是否完善是决定增长边界的另一重要因素。如果一个经济社会的基础设施已基本完善,则此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潜力即接近最大可能。我国基础设施近三十多年来有了很大改进,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差别仍然较大。三是城镇化程度不同。城市化率从人口区域结构变动角度决定经济规模边界,其制约作用是综合性的。我国城镇化还远未完成。而发达国家的城镇化早已结束,发达经济体早成为一元经济。为一元经济服务的供给学派理论不可能指导二元经济中的供给侧改革实践。四是失业性质与就业态势不同。发达国家作为成熟经济体,由于劳动总量已经达到增长边界,通常是在经济周期变化中出现结构性失业或周期性失业,现代供给学派的任务是消除这两种失业而保证正常生产。我国则不同,我国每年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以千万计,同时存在大量城镇登记失业人口,以及更大量乡村潜在失业农民。增量失业与潜在失业并存情况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根本不同于现代供给学派所依据的周期波动失业的经济背景。

现代供给学派面对的主要问题是西方世界普遍出现的“滞胀”难题,即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停滞同在,投资需求过度与高失业率并存,凯恩斯等理论学派的需求调控理论对此束手无策,从而催生了现代供给学派理论。然而,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面对的问题迥然不同。我国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短期看主要针对的是生产质量和效率问题,比如减成本、增效益、补短板、调结构、减库存、降产能,而从长期看主要是解决如何推动持续经济增长,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社会需求。二者主要差异体现在,一是我国经济与发达经济的增加值财富含量不同。同样新增一个亿的GDP,发达经济GDP增加值中的技术含量和产品质量都要更高。二是我国经济与发达经济的匹配性有差别。我国新增产值中不配套问题严重,导致闲置甚至长期无用,从而增加库存量。三是我国经济多属于重型、汗水型、资源消耗型,与发达国家轻型经济结构不同。四是我国新生产产值中往往有很大部分是对往年GDP生产中破坏性伴生现象的补偿,这导致我国经济财富积累缓慢。而发达国家的基础设施如路、桥、楼房等真正实现百年工程,财富日积月累。五是我国目前人均GDP还很低,基数还太小,因此体现在供给侧的选择性上必然较小。面对如此不同的问题而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思路,必然根本不同于植根于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基础之上以消除“滞胀”为目标的现代供给学派。

针对发达经济体当年出现的“滞胀”现象,现代供给学派认定供给是需求的唯一源泉,认为供给能够创造需求,只要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产品就不会过剩,失业就不会存在;只要政府不对社会需求过度干预,投资也不会大于储蓄,通货膨胀也不会发生。因此,极力推崇政府政策应当刺激供给,其中减税是他们提出的最重要政策主张。总之,供给学派的核心主张就是以减税消除“滞胀”,实现经济总量均衡。

与此不同,针对并解决我国供给侧存在的问题,主要应当诉诸体制改革,将构成供给侧的生产要素如土地、劳动、资本、科技等所包含的经济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以提供足够的有效供给。这必定是一个复杂的体制改革方案,除了应当继续增加出口、扩大消费等需求以及采取某些“减税刺激”外,需采取的改革措施涉及要素供给的方方面面。土地的供给涉及农民利益及房地产业,因而需要农村改革和房地产市场体制改革;劳动素质的提高需要改革教育培训体制,提高人力资本积累,劳动者数量依赖于生育政策和养老体制的改革;资本积累的提高与资本市场体制、金融体制的改革紧密相关;科技的供给则直接依赖于科技创新体制、教育体制、分配体制等的改革深化。所以,我国供给侧的问题主要应当依靠体制改革,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解决。这与现代供给学派主张改变刺激调控方式的对策根本不同。

当然,在涉及如此千头万绪的多种改革环节中,也应当抓住一个基本线索,笔者认为主要还是应当抓住资本积累及投资体制的改革,因为供给侧各要素体制的改革都离不开资本积累的支持。因此,不是通过货币增发而增加投资,而是通过资本积累及投资体制、财政税收体制改革,从而确定投资方向、激活投资主体,以增加各生产要素的有效投资量,从而解决供给侧的问题,进而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毫无疑问,通过一系列深刻的社会化基础设施改革,必吸引并积累大量新资本,推动供给侧有效供给。

概括而言,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思路根本不同于现代供给学派理论,不能够简单等同或照抄,需要结合中国改革与发展的现实情况,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我国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特色的做法和实践,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概括,以发展和创新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从而引导我国经济社会实践。